我的外祖父陶希圣,让汪精卫身败名裂

原标题:沈宁:我的外祖父陶希圣

陶希圣(1899—1988),湖北黄冈人。早年在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和“食货派”史学的代表人物。抗战爆发后弃学从政,中间一度参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过程中,逐渐认清“和平”与“卖国”之间的区别,幡然醒悟不做亡国之奴,在杜月笙帮助下逃离上海。与高宗武一起,揭露汪精卫卖国条文,史称“高陶事件”。“汪日密约”一公布,一时轰动海内外,各大报纸纷纷登载。对汪伪政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当时的周佛海最为伤心,他认为陶希圣、高宗武逃走一事不值一提,但是暴露密约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任凭眼泪纷纷从双腮落下,却不去擦拭,唯有仰天长叹。并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试听。高陶两动物,今后势必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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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同蒋介石的关系,很早就开始了。1927年1月,外祖父从上海偷渡到武汉,参加北伐军,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中校政治教官兼军法庭长,他的委任状是蒋介石签名。虽然那时蒋介石不在武汉,但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武汉分校的教官任命自然由他亲自签署。

陶希圣

北伐失败,外祖父的革命热情大受挫折,之后三四年间,独居上海,远离政治,既不从蒋介石,也未随汪精卫,置身学术,著书立说,掀起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又先后到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做教授和系主任。我想外祖父那一时期所建立的文名,一定很受蒋介石器重,乃至一以终生。自古存帝王之心者,惯通文武之道,亦须网尽天下人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投降,这八年的抗战,可以用惨胜来形容。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援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军队何时打败日本,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芦沟桥一声炮响,日军全面入侵中国。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牯岭召开茶话会,约集全中国学者名流,共商抗战救国之战略,外祖父也在应邀赴会之列。我估计,牯岭会议对于外祖父与蒋介石个人之间关系的增进,是一个转折点。因为牯岭会议之后,蒋介石曾专门找外祖父,两个人私下谈了许久的话。那次会面,外祖父提到了,但从来没有具体透露他们谈了些什么,我想蒋介石肯定是很想将外祖父笼络进他自己的核心圈子。

早在抗战之初,军政学界一些人士就对抗战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中日双方的实力差距悬殊太大。以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等拥护汪精卫的一批政客时常在周佛海家中谈论抗战前程,因这批人主和,与时局高亢的主战声相悖,被戏称为“低调俱乐部”。

但是他显然没有成功,外祖父没有成为蒋介石的人。牯岭会议之后,与会的学者名流都聚集到南京,组成国防参议会。随即,上海沦陷,继而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被迫内迁武汉。蒋介石指挥军事,汪精卫主持党务。外祖父在武汉负责艺文研究会,领导国民党文宣工作,汪精卫是直接上司。那几年,外祖父跟汪精卫来往密切,却与蒋介石接触不多。

抗战损失大,欲对日和谈

听母亲讲,外祖父对于蒋介石,一直并不完全信任,就算后来在重庆,做了蒋介石的所谓“文胆”,仍对蒋介石存有相当戒心。在重庆,母亲曾问过外祖父,他认为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外祖父当时没有正面回答,却大讲一通《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很不满其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哲学。说曹操生性奸诈,脑子灵活,计谋很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喜欢杀人。他要用人,但又对手下人不完全信任,口头上会捧,私下里老有猜疑。

1938年夏秋之际,国土精华尽失,真已到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结局。若论抗敌人武装,我军已无一个完整之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苏联的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他民主国家可以说无片甲之赠,而美国的战略物质,且源源不断地注入敌国,此仗如何打得下去?打不下去了,为拯民于水火,就应该对日谋和,这本是顺利成章的事嘛。”(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语)

另外一次,外祖父因为一直想找个出国考察机会而不得,心里烦恼,私下对母亲抱怨:你见过中药铺吗?中药铺里总有一个大柜子,安装很多小抽屉。最上面一层抽屉,装的全是做官的机会,中间一层抽屉,装的全是发财的机会,下面一层抽屉,装的全是出国任职的机会。最底层的抽屉,装的全是打杂卖力的工作。我呢,上面几层抽屉都轮不到,只放在最下面那个抽屉里。

除了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中日之间的战争之外,1938年春夏之间,意大利大使墨索里尼的女婿柯莱也曾经到武汉(国民政府所在地)提出调停。期间,他特意提醒汪精卫,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被汪精卫拒绝了。

母亲曾劝外祖父,干脆辞了重庆政府职务,到昆明西南联大去做教授。外祖父摇头叹气说:我何尝不想,可是几年前,我背离重庆,去了一趟上海,对中国对政府都欠了大债,人家不杀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人家现在要用我,我怎能不尽心尽力做。人家可以不仁,我却不能不义。我只有一辈子做牛做马,以报不杀之恩才是。再说我也没那个本事走脱,如果走得脱,我早走脱了,也去了美国,人家把我抓得死死的。这里是重庆,是中国,不是上海。

在此期间,唐绍仪的女儿带着某些人的意愿,来到汉口拜见蒋介石,之后单独面见汪精卫。她建议汪精卫应该跟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一起前往香港,与唐绍仪会商中日何谈之事。汪精卫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事,他不可能背着蒋介石去和谈,并劝他赶紧离开回香港去,不然他就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

外祖父说的那一趟出走上海,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本书已有专文详述。1939年底,汪精卫私自脱离重庆政府,走昆明绕河内转抵上海,与日军秘密谈判,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等人的国民党籍,却没有开除外祖父。很多年间,许多人一直猜疑这个问题,据我想,蒋介石把外祖父与汪组织里的其他人区分开,分别对待,表现出他对外祖父相当了解,也很信任。外祖父后来决然脱离汪组织,冒死潜逃香港,公布日、汪密约,将功折罪,也证明了蒋介石的知人。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即沦陷,外祖父几经辗转,重返重庆。蒋介石没有因他曾追随汪精卫参与对日和谈而问罪,反将他安置在委员长侍从室,任第五组中将组长,成为蒋介石的亲信,进入蒋介石的政治权力核心。随后外祖母领着一家大小,也从香港逃回重庆,我的母亲又自昆明西南联大转学重庆中央大学。全家经历生死离别之后,终于团聚。可逃难多时,身无分文,刚到重庆,何来粮油下锅。正在愁处,蒋介石派人专程送来一袋白米,暂解一时之需。记得在北京母亲给我讲这段往事时,感叹万分。

那么,汪精卫为何突然在同年12月,突然间率众离开重庆,去往河内呢?

外祖父在重庆那段时间,租住的是南岸南方印书馆的房子。清朝两百多年间,湖北黄冈、黄安和麻城三县商家,一直从汉口贩棉花到重庆,又从重庆贩生铁回汉口。往返都以长江运输,用帆船,连年不断,数量很大。因而湖北三县商会上百年来,在重庆长江南岸置下一望几十里的山谷土地。抗战军兴,湖北三县人士,纷纷来此,聚集居住,躲避战乱,经商之外,还开办了储材小学和英才中学。南方印书馆,亦即湖北人产业之一。厂房设在山腰上,大门在山脚下,出入都须步行沿山坡拾级上下。母亲一家住的房子是几间新盖的砖瓦房,房前靠山坡边有个院子,正是夏时8月,外祖母在院子里晒面酱,用瓦罐装了,整整齐齐。下雨天要把瓦罐一个个搬进屋,雨过了又要一个个搬出去。母亲和几个舅舅,只要在家,经常帮外祖母把这些面酱瓦罐搬进搬出。晚上闷热,几个舅舅在院里的水泥地上铺个凉席睡觉。

当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强硬派实力又一次抬头,正在此时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此部分势力认为,应该扶持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使它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从而打消了以蒋介石政权作为和平谈判的对手。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期待与“中国新政权”调整邦交,此即所谓“近卫第一次声明”。

房子后面,再上一层坡,是两湖同乡的公共墓地,二百多年下来,坟墓很多,难以数清,有的坟墓已经倒塌,无法辨认,有的墓碑已经拆下来铺了路面。刚住到这地方,几个舅舅跑到后面玩耍,见到那片墓地很有些害怕。母亲来到重庆后,第二天去后院看见了,也有些不舒服,觉得外祖父在墓地附近租房子住,不大吉利。外祖父笑笑说:那都是两湖同乡,他们和我们有乡谊,有什么事,自然会有个照应。怕什么?母亲想想,也笑了。可不是吗?中国人讲究风水,特别注重墓地的风水,总选风水最好的地方修墓地。既然墓地风水最好,为什么不可以住人。

这时候,周佛海与高宗武(抗战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全权负责对日交涉)都认为:尽管陶德曼大使的调停失败了,但不能不设法找出沟通日本心意的途径,现在日华间全然断绝了关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无论如何不能不考虑走出汉口与日本取得联系的方法。

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都觉得墓地没有什么可怕,几个舅舅也便心安理得起来。过了一个月,我的五舅忽然发现,在房后墓地里可以捉到蟋蟀,非常兴奋,每天跑到墓地去找。有一天三舅陪五舅捉蟋蟀,不小心踩塌一处坟坑,掉了进去,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三舅赶紧在墓坑里爬起身,却看到身边土里埋了一枝钢笔,竟然干干净净,亮光闪闪。三舅拾起,跑回家蘸墨水写写,还很好用,便放进自己书包。看来果然是祖辈同乡关照他们,从此舅舅们真的便不再害怕到墓地去玩了。

此时的周佛海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议,与陶希圣一起创办“艺文研究会”。周佛海任事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兼研究组组长。此一机构,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资助,汪指导,周组织,陶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

外祖母是个闲不住的人,到湖北商会去请求,在房子周围借几块地种。商会理事长徐先生见是黄冈陶、万两大世家的人,自然一口答应。于是外祖母在门前左手边圈起一块地种菜养猪,右手一块地圈起来养鸡。打猪草、煮猪食、拌鸡食,都是外祖母一个人忙碌。忙不过来的时候,临时雇个当地钟点工,挖地担水。外祖母也在山坡上一层一层开出菜地,准备第二年春天种下西红柿、辣椒、白菜、萝卜、豆子各种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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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开学了,母亲和舅舅们大大小小都去上学。外祖父照旧每天过江,到委员长侍从室和《中央日报》两地上班,有时晚上来不及过江回家,便住在上清寺。家里白天只有外祖母一人,种菜、养猪、喂鸡、筛米、晒酱,从早忙到晚。家庭终于团聚,生活终于安定,不必躲藏,没有恐惧,人人心满意足。每天下午,舅舅们放学回家,做完功课之后,五舅到后面墓地捉蟋蟀,四舅趴床上抱一本书看,三舅安装他的收音机。星期六晚上,外祖父和母亲都回家来。一家人于是热热闹闹吃晚饭,各人讲学校里的笑话。

周佛海 

三舅说:今天有一个老师念《孟子》: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是哪个打屁?快点开窗。我们都笑了,有人还以为孟子文章里写了打屁。四舅问:德国,意国和志国在哪儿?地理老师讲,德意志共和国,就是德国,意国和志国。五舅说:好多天,我每天上学找不到我的板凳。昨天跑去找校长说明。校长调查了,是隔壁的屠夫每天早上杀猪,到学校来拿我坐的那条板凳去用,因为我的板凳比别人的宽些,好用。

1938年2月初,“艺文研究会”属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香港设置分支机构“日本问题研究所”。高宗武在此掩护下,与日本驻港人士频繁接触,来往于香港、上海、武汉之间。后来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与日本陆军大臣、参谋次长等重要人物会见。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日记中写道:“高宗武荒谬妄动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谓大胆矣。”

四舅又问:音乐老师教唱歌,有一句是:希圣一道最好罐头,什么意思?原来那是《抗敌歌》里的一句:同胞们向前走,把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四舅把牺牲听成外祖父的名字希圣,又不晓得关头是什么,只知罐头可以吃,便自己拼了一句没人懂的歌词。

更加荒唐的是,蒋介石没有料想到高宗武在密谈中,无意间给日本实力派人物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即汪精卫等人的“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将设法从政府之外开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一个月后,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建议,通过《适应诗句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用“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政权”。

在重庆的时候,外祖父工作极忙,除侍从室本职,每星期还要给《中央日报》写三到四篇社论和几篇署名短评。所以他失眠得厉害,每天早上回到家里,必须吃两三粒安眠药才能睡觉。而且左右两肩疼痛,数月不退,终日脸色苍白,感觉身体疲软无力。找侍从室的周纶医生看了好几次,开了药,还需每天注射维他命B1和肝精。周医生连连警告外祖父,如果不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患上脑贫血,就有致命危险。

此后,周佛海从后台转向前台,积极推动“中日和谈”。而这时,汪精卫的态度也渐渐明朗起来。

但外祖父无法休息,他实在没有办法,便请假回家,花两三个钟头,从重庆过江回到南岸,还没睡下,就又有电话来,或招去《中央日报》,或招去侍从室,最无法推托的是招去委员长官邸。有一天外祖父实在头疼得没有办法,晋见蒋介石的时候,只好当面直陈自己恶性失眠,轻度脑贫血,请求委员长允许休息一段时间。蒋介石自己从来没有得过什么病,完全体会不到失眠的痛苦,只随便地对外祖父说:你睡不着觉,休息几天就好了,我叫他们给你买药。那个时间重庆有药厂,可以造维他命B1,可肝精却只有进口货,不好买。

一踏出国门,便两世为人

讲过几句之后,两人继续谈公务,及至外祖父临走,两个人都没有再提失眠和买药的事。外祖父想,当时抗战紧急,蒋介石日理万机,一个部下失眠买药那等琐事,不过顺嘴讲讲而已,过后自然忘记。外祖父从委座官邸出门下坡,刚到大门口,碰上总统府医务室主任进门上山。他急匆匆地对外祖父说:刚接委座电话,立刻晋见,不知什么事。外祖父朝他笑笑,猜想可能蒋介石真记得讲过的话,他一走就打电话找医务室主任,吩咐给自己买药吧。果然不过隔日,便有总统府医务室的护士,每天过江到家里来给外祖父送药、打针。

 1938年10月,从香港方面传来确切消息:日本希望汪精卫出面“收拾时局”,并开启“中日和平”谈判。10月25日,武汉陷落。从26日起,汪精卫便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政府等问题。

蒋介石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并且做到国家元首的位置,自然是贯通权谋,心狠手毒,反复无常,大多关于蒋介石的著作,也都翻来覆去地讲述那些方面。可很少有人知道如上述的这些跟外祖父有关的琐碎事情。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近卫第二次声明”,修改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论调,提出“只要国民政府放弃以往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而当时,有能力取代蒋介石的,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人而已。此时的近卫声明,无疑是公开给汪精卫抛来的“橄榄枝”。

外祖父自幼研习儒学,一介书生,虽不懂得如何拍蒋介石马屁,借机升官发财,但对于蒋介石的不杀之恩,心里还是感激涕零的,再得到蒋介石许多细微关怀,更加受宠若惊,自要披肝沥胆,尽忠以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其后数十年,外祖父主持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勤勤恳恳,为蒋介石书撰讲话文告,兢兢业业,除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理念之外,对蒋介石知恩图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汪派代表与日方代表也达成了“重光堂”协议,此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古为特别防共地区;(二)承认满洲国;(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四)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六)本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1942年,二战发生重大转折,英美俄中的盟国战线开始赢得胜利。英美等国宣布,放弃所有对华特权,并与中国政府签定平等条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我国自清季开始,与列强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到了去年正是百周年,我们中华民族经50年的革命流血,5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写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这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我们同盟联合各国,证明了此次战争目的之所在,是为人道、为正义而作战的事实。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战斗的力量,尤其是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以最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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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情况下,蒋介石看到中国抗战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乃决定写一本书,分析战争形式和前途,向世界人民宣布中国必胜的决心和意志。蒋介石最初希望陈布雷能够代为执笔,但陈先生长年失眠,身心不支,便将写作此书的任务,转到外祖父的肩上。那本书就是后来蒋介石亲自署名的《中国之命运》,据外祖父说,书名是取自国父孙中山的话:“国家之命运在国民之自决。”

汪精卫

听母亲说,从1941年10月份开始,整整40多天,外祖父每日早出晚归,经常彻夜不眠,或在桌前默默枯坐,或在院内背手踱步。做事走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外祖父一生写过许多书,何以写那么一本书,会难成如此模样?因为那书是替蒋介石写的,只怕一句话讲不对,丢了全家人性命,古所谓伴君如伴虎,蒋介石对外祖父再好,他也仍然是个狮虎帝王,外祖父这一点理智还是十分清楚的。

此时的重庆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有周佛海、梅思平、汪精卫夫妇。起初,他们并不主张邀请陶希圣参加,但是汪精卫极力主张陶希圣加入,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着头脑,等到知道此种条款,不禁惊慌失措。

那些日子,外祖父每天上午到委员长官邸,晋见蒋介石,先修改前一日所写文字,然后听他讲述下一段文章的意旨。回上清寺侍从室后,外祖父便伏案写作,按蒋介石当日命意,书成文字,同时为照应前后文章,连贯一气,不出矛盾,自然还需再改写前面段落。草毕,交助手用蝇头小楷整整齐齐抄好,第二天上午送蒋介石过目圈改。如此这番,每章每节,字字句句,都修来改去七八次乃至十余次之多,方才定稿。外祖父后来几次说,他自己用黑墨书写,蒋介石以红墨修改,文稿修改到最后,已经见不到一个黑字,全篇红墨。他把那些蒋介石亲自增删修改的红墨稿页,全数保存以备查。

汪精卫在会商之外,单独召见了陶希圣,问他意见,陶希圣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由此可见,陶希圣起初并不是汪派的核心成员,那么最后为何甘愿冒险随汪精卫出逃呢?

然后校订,排印样书200册,精装烫金面,分送党政要员读阅,签注意见。过了元旦,外祖父和侍从室收到百余份意见书,集中整理,上报蒋介石,大多建议均被采纳。

一个主要的前提条件是,重光堂协议中日方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特别是里边提到了撤兵条款;其次正如高宗武在分析汪精卫出走时谈到:在重庆时,汪对于自己屈居人下越来越不满意,也为抗日战争节节失利深感忧心。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深信中国无法战胜日本……汪一直希望能够劝服日本达成正义而公平的和平协议,由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状况比预期困难得多。和平将可停止中国的伤亡,至少可以减少伤亡。此时的陶希圣,也是怀着这种“爱国之心”,抱着“吾曹不出,其苍生几何”之感。

在那段时间里,也闹出过一个小乱子。本来发样书时,外祖父专门通知,读阅样书乃属党政要员之间的内部事情,一律不得外泄。不料张治中作演讲,一时兴起,便提到蒋介石这本书,还讲了其中一些内容。蒋介石晓得了,大为光火,下令道:快把张治中那本书要回,不给他看。萧秘书连忙召了外祖父去查对,有没有通知到张治中不准对外讲这本书,外祖父自然是有案可查的,所以怪罪不到外祖父头上。

同时,正如学者范泓先生所说的:不论是1928年在武汉,1930年在上海,还是1937年到武汉,陶希圣一直是汪派。从一个人的文采流韵、器宇见识、气质修养来讲,像陶希圣这样的书生对汪产生好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3月份,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式付印,纸张印刷都求全国最好,价钱也最便宜,以便中国人人都能买一本。外祖父的估计是国内赔,国外赚。那本书在写作时,已同期翻译出英文,中文出版时,也送美国出版英文版,可以收外文版税,以补国内的亏损。

在12月31日,陶希圣给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也谈到了他出走的原因:

蒋介石行武出身,众所周知,忽然有著述出版,自然许多人生疑,认为书是陶希圣写的,蒋介石署名而已,重庆城里沸沸扬扬,到处都在责骂外祖父。过了一个月,蒋介石找外祖父一道吃午饭,听外祖父汇报外界对书的评论。听完以后,付之一笑,说:我写了一本书,若没有强烈反响,那是失败。听了蒋介石这句话,外祖父才算完全放心,从那以后随人怎么说,反正蒋介石不在意,此事终于可以正式完结。

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见思索的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苦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立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看着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

此书从1943年3月出版之后,仅普及本1个月内便印刷了300版次,以每版5000册计算,30天内发行15万册之多,再加精装本,可谓奇迹。战争期间,这样一本书,能有如此之巨的销量,足见其当时的影响。这本书出版三年后,1945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据说曾当众举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显然并没有因为《中国之命运》里坚决反共的内容,而全盘否认蒋当时的核心作用。

汪派人士之所以敢于出走,内心里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认为一旦汪精卫出走,竖起和平运动的大旗,那么云南四川及张发奎的军队,将积极响应汪的号召,逼蒋下野。同时,广东军队及其他军队,也将适时地响应这一运动。而汪精卫将在云南或四川组织政府,如此则避免了在日占区成立政府,被国人视为汉奸的嫌疑。同时,日本应帮助汪精卫组建50个师的军力,摆脱光杆司令的窘地。

抗战胜利,我的父母亲先回上海结婚,外祖父专门从重庆飞到上海参加婚礼。自然是因为外祖父的关系,婚礼在上海金门大饭店举行,十分隆重。由当时的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证婚,上海《申报》总编辑陈训悆做女方介绍人,文化名人刘尊棋做男方介绍人。外祖父特别记得,蒋介石平素不大为喜庆场合题字,那次居然也专门派人给我父母的婚礼送来亲笔条幅一件。我问过父亲此事,他始终不记得看到过那幅字。当时婚礼盛大,送礼极多,两人也被折腾得昏头胀脑,记不得多少细节了。我想,外祖父是个从政者,并且是蒋介石的亲信文胆,对于蒋介石送来的字幅,必定极为注意,不会记错,或许为防丢失损坏,当时收到之后,外祖父便立刻暗自收藏起来,也未可知,此事现在是无法查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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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蒋介石因为外祖父的关系,对母亲有过特殊的关怀,却是千真万确。母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过,所以至今记得清清楚楚。1949年初夏,解放军攻克南京,兵临上海城下。蒋介石决定撤退,带了一班亲信,登江静轮出海,外祖父也在其中。母亲那时还留在上海,外祖父无法放心。军舰驶出吴淞口的时候,外祖父终于忍不住,向蒋介石讲出了自己的心事。蒋介石听完,立刻下令在吴淞口抛锚停舰,叫外祖父拍发一封电报给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命他们立刻派员到狄斯威路我家,接母亲赶往十六铺码头,并即刻由警备区快艇送到吴淞口,登江静轮会合,跟外祖父一道出海避险。

汪精卫与蒋介石

千赢官网登录首页 ,母亲说,上海警备区的军警确实到了,她也亲手接到外祖父从江静轮拍发的电报,但因为她已经下决心陪伴父亲留在上海,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所以坚持没有跟随军警赶去十六铺码头。上海警备区一定发了电报到江静轮,向蒋介石和外祖父报告这个结果。外祖父无奈,只好自己随同国民党离开大陆。

可是,想要离开重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汪系人马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回合。12月5日,周佛海从重庆到昆明。期间,蒋介石突然从前线返回重庆,汪系人马以为事情败露,异常紧张。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10日,陶希圣从成都到昆明,在旅社暂住,等待汪精卫。

我和弟妹都到了美国之后,1988年外祖父曾以90高龄,专门坐飞机到美国了一趟,让我们有机会再次拜见他老人家。外祖父离开上海时,我才一岁多,从此就再没有见过他。弟弟和妹妹都是1949年以后出生,从来没见过外祖父,却因海外关系而受了十几年罪。

由于蒋介石的不期而回,汪精卫不敢突然离去,只得等待一段时间。后来,汪向蒋介石报告,他准备前往云南昆明进行演讲。汪乃演讲高手,此行为并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18日,汪氏夫妇等一行人抵达昆明。由龙云迎接到公馆下榻,并电告蒋介石。汪亦发电报告:“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同时以身体不适为由,不见任何访客,只与龙云密谈。19日下午三时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曾仲鸣等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时半降落在安南河南机场。曾此踏出国门,两世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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