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给中国到底带来了什么,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

原标题:金一南:抗战胜利给中国到底带来了什么?

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毛泽东针对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在外线单独作战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际,进一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要获得如下“自由”:一是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如果没有毛泽东大智大勇、联蒋抗日,建立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并战胜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权;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拥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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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也始终秉持着: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向世人昭示,我们是为了铭记历史,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在华北战场一溃千里。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仅靠正面战场,中国抗战很难取胜。炮弹枪弹只能支撑3个月。蒋介石说“可支持6个月”,也是只看见了国民政府手中掌握的有限资源。而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怎么持久?支撑持久的战争资源在哪里?

近代以来,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侵略中国次数最多,掠夺最残酷,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国家: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制造惨绝人寰的屠杀惨案,攫取种种特权,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日本就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积极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从1874年日本借口难民问题兴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历时64年,其行动大体可以分为开启武力侵华、扩大对华侵略、参与列强瓜分中国、企图独占中国四个阶段。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一度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妥协下,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丧权辱国,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然而,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以毛泽东为统帅的人民军队,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可能,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一举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近代以来,中国多少变革者,如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都有一个通病:基本上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没有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进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

一、毛泽东最早提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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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的宣言,又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同志到东北,领导各路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反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打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到1932年底,中共中央先后发表10多个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

鲁迅写的《阿Q正传》,台湾学者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难道不也是如此?阿Q被人欺侮了,回到家说“打我的是孙子”于是获得解脱的“精神胜利法”,确实是中国人人性中最卑劣可叹的部分。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就在毛泽东的掌舵下乘风破浪前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个新局面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将进入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红军内部一片欢腾,多数人主张杀蒋介石报仇,而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力排众议,最终制定了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推动国民党政府从片面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出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民众中弥漫着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为了一己利益甘愿苟活于世的空气。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活命的前提下变得无足轻重。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由此可见,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竭尽全力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抗战的主导力量,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的是宽阔胸怀、大仁大义和大智大勇,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千赢官网登录首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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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主导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无论把这些说得多么严重,它也只是中国国民性的一面。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看见的是中国国民性的另一面:民众不是被改造的对象,也不是被利用的团体,而是力量的来源。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毛泽东的主张下,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包括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和改编红军等,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全面内战的方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认识到民众力量的人。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在这里,最不被人看好的资源变成了最好的资源,变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核心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共同抗日。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加入了国民党第二战区序列。第115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120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第129师开赴晋东南地区。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当时很多指战员思想不通,认为改编就相当于共产党、红军向国民党投降。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明确指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才实行改编。经过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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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实行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张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以斗争求联合,极力维护统一战线。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蒋介石遭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正义力量的抨击,冯玉祥说,经皖南事变蒋介石实难挽回人们的信赖,反而使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看到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力量。毛泽东说:“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毛泽东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发展,使中国不再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而成为一个团结起来的中国、凝聚起来的中国。离开了毛泽东,就谈不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谈不上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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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赢官网登录首页 ,三、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

多少知识分子投入抗战的洪流。1931年,钱伟长(上图)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交通、浙江、武汉、中央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最后他按照叔叔钱穆的建议,选择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国学大师陈寅恪想招募他为弟子。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钱伟长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

在全面抗战开始的10个月里,亡国论与速胜论此消彼长,十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作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透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国家性质、强弱、大小和战争的性质,明确指出,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成为至理名言。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512页)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消除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论持久战》不但为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结合实际学习运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广泛传播,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对毛泽东的观点高度认同、啧啧称赞,甚至把《论持久战》带在身上当教科书。《论持久战》还在侵华日军中不胫而走,有的读后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落后性,成了反战人士,有的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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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当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前途陷入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分析使人豁然开朗、精神振奋。在八年抗战中,不管战局如何复杂多变,如何扑朔迷离,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论持久战》也因此成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不但指导了抗日战争,而且指导了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

一夜之间,钱伟长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弃文从理。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没学过,所以是0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开始坚决拒绝其转学理工的要求,一直到后来被钱伟长的诚意打动,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早起晚归,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废寝忘食,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五年之后毕业时,他以优异成绩成为物理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抗日与强国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我们今天常讲,兴趣与爱好是一个人最大的动力。钱伟长因国家需要、民族需要,兴趣爱好发生如此大的改变,由最初痛恨理科,最后成为力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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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钱伟长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讲:“从义理到物理,从固体到流体,顺逆交替,委曲不屈,荣辱数变,老而弥坚,这就是他人生的完美力学,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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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爱国华侨陈嘉庚。陈嘉庚为支援抗战,捐款捐物无数,并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议案:“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这明显是对着当时有降日倾向的汪精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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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和汪精卫过去是莫逆之交,议案提交以后,作为议长的汪精卫认为太过尖锐,把提案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

抗战时期,国内有几个人会开汽车?滇缅公路作为重要的战略运输线,要把物资运过来,我们却没有司机。陈嘉庚动员华侨机工,志愿去开车、修车,往中国运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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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日军占领新加坡,山下奉文下令“新加坡华人减半”,就是要报复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有力支持。大家都知道1937年南京屠城,日本侵略者杀了30万中国人,5年后又杀了10万新加坡华人。2015年5月,我们到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会议问当地媒体:“你们知道新加坡屠城吗?”他们大都不知道了。

现在每年12月13日被设立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今天新加坡热衷于邀请美国返回亚太搞“再平衡”,热衷于和日本搞关系,他们还记得当年遭的灾难吗?忘记历史的“往前看”,你有根吗?没有根,你能看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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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钱伟长、不只陈嘉庚。当年抗战有多少知识分子,如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等著名人物奔赴延安,总数达4万余人,前所未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军政大学,一个班里既有海外留学生也有文盲,真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

当年,人们既可以选择到西安、重庆的国民党通信学校、国民党军官学校—不但报销路费,还发津贴,发服装;也可以选择到延安“抗大”:路费自理,没有津贴,衣服只发一套。据当年的学员回忆:在“抗大”,吃的粮食自己背,烧的煤自己背,木炭也得自己烧;天热了在延河洗澡,先洗衣服,在河滩上晒个半干,上岸再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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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这么艰苦,人们还前赴后继往那儿跑,为了什么?2013年9月现任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对我说:“连战先生访问,我直接跟他讲,不要一说抗战就是你们国民党。我不讲别人,就讲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江浙富豪的少爷和小姐,阶级属性跟你们是一样的。当年抗战,为什么他们都去了延安,而不去重庆,就是因为你们不抗日,一味后退。去延安就是因为共产党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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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正是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真正实现了全民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种族之别,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在这一刻,中华民族真正发现,我们是一体的。不像过去,你好了我就不好,你赢了我就输,相互矛盾,相互对立。日本人不仅对国民党而来,不仅对共产党而来,而是对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中华民族的利益共同体就是在这一危难时刻结成的。在这段艰难的历程中,中国民众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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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广泛深刻的组织动员,发生在农村。因为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写道:“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所以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动员组织依靠群众,是与日本侵略者决胜的关键。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中国的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载他们所需的军需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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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见我们拥有的最大能量、最大资源是民众,蒋介石看到过没有?国民政府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论持久战》中这句话被广泛引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看破了中国的问题,不是装备差,不是国力弱,最根本的问题是无组织。所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抓手,就是一定要把民众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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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过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使我们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这种动员的广泛性,使地主也要抗日,资本家也要抗日,就像杨晓渡书记说的那样,江浙富豪家的少爷小姐,也全都跑到延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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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发生根本性改变,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当时各地的“战地动员委员会”“民众动员委员会”纷纷建立,还有各种工作团训练班,广泛动员民众参军、支前、参战。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土地革命当中“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陕北士绅李鼎铭向毛主席提出精兵简政的著名建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鼎铭曾是“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对象,抗日战争中却成为陕北开明士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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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中成立“青年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农村中则组织起“农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一个家庭中,可能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在不同组织中为抗日救亡努力。

中国封建社会多少年,从未有过这种变化。共产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最为强势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而国民党则基本不会这一套。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展现的最大能量,就是把人教育得有觉悟,把人组织得有力量。结果出现了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的两个战场。

下面这部分全部引自日方的资料。

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带回去的有关侵占华北的资料,由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辑出版了《华北治安战》上、中、下三集。里面都是对当年华北战场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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