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东京年鉴

  1852年创刊的《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and
Miscellany),其1854年版为目前国内可见最早的版本,刊印侨民经商和生活信息,可谓当时的“百科全书”。年鉴中所提供的《在沪洋行名录》,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洋行信息汇总。本文利用1854年、1856年和1858年《上海年鉴》所载《在沪洋行名录》进行对比研究,以考查开埠初期上海洋行的兴衰更迭情况。

在汇丰银行的发起人中,参与者都是当时各国在香港拥有雄厚实力的洋行。但是,在这份名单中,人们没能见到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与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名字。它们与宝顺洋行一道,是当时香港最有实力的三大洋行。

  望益纸馆的负责人在1856年和1858年记为Carvalho, J.
H.,在1861—1877年之间的行名录上都记为Carvalho, A. H.,Carvalho, A.
H为《北华捷报》的监工。1858年的行名录上,两人姓名都刊印在册,Carvalho,
J. H.为望益纸馆的负责人,而Carvalho, A.
H只出姓名而没有标明具体从事的行业。不过可以判断的是Carvalho确为两人,可能还有亲缘关系。望益纸馆到底从事什么业务呢?《沪游杂记》中有“白鸽票发财票”条目:

按照“不能打败它,就加入它”的规则,旗昌洋行在汇丰取得执照当年的12月加入,它的老板福士随之加入汇丰董事会。怡和则迟至1877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主意,与汇丰展开了合作。

内容摘要:1856年较之于1854年,洋行数量增加,金融和航运业洋行增加尤为明显,与西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洋行不断涌现。需要注意的是名为“浦东”的洋行,此名可能并非该洋行真实之名,因择地在浦东而以此代称,此为行名录中首次标明洋行设于浦东,而且据记载,该行从事船运杂货或帆船制造,而且可以制造轮船。丰裕洋行(Fogg,
H.&Co.)和福利洋行早先已经成立,丰裕行早先经营经营船运杂货、仓储,
1856年时兼从事拍卖行生意,丰裕洋行就此还在《北华捷报》上刊登广告宣传自己的业务。福利洋行上海,一八五五年十月六日由上面的广告可知福利洋行销售的物品可谓五花八门。其他洋行产业的变化与1854年没有太大变化,上文提及的汇票代理商和银行的逐步增加,使得上海的金融事业在与大洋行的斗争中稳步发展。

由鸦片商人渣甸(1784~1843)和马地臣(1796~1878)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怡和洋行,其前身可推至乾隆四十七年成立的柯克斯-里德行号。香港开埠后,怡和将总部迁往香港。由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殖民地串联起来的中国东南沿海,是怡和鸦片趸船和飞剪船驰骋的疆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怡和的主要生意经,正是通过巨额投资和大量收购印度鸦片,将之运往中国沿海销售,从而打造出了无比强大的鸦片帝国,成为当时外商在中国最大的洋行,被称为“洋行之王”。

  对比1850年代不同时期的行名资料可发现,汇票代理、船舶、银行、印刷、书业等行业一度不断发展。但上海动荡的局势也导致洋行大量歇业,对外出口大幅下降。

汇丰银行:创业史

  印刷业、书业等行业分类始见于1850年代的行名录。1856年《上海年鉴》中与印刷业、书业相关的有望益纸馆(Carvalho,
J. H.)、洋文书馆(Shanghae Library)和墨海书馆(Wylie, A.)三家。

怡和与宝顺一直恩怨不断。19世纪30年代初,这两大洋行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时,适逢加尔各答商行纷纷倒闭,怡和洋行运送鸦片的飞剪船将此消息带到广州,渣甸本人在佯装若无其事的同时暗自部署,因此怡和损失有限,但他向宝顺封锁消息,致使宝顺洋行损失惨重,双方从此结下恩怨。直至宝顺在1867年濒临倒闭而向怡和求援时,怡和依然见死未救。

  别发洋行英文行名为Kelly & Co.,
首见于1872年行名录记载,称其经营业务为书商、文具店、新代理和烟草。从“白鸽票发财票”的介绍来看,望益纸馆和别发洋行刊印的是类似博彩业的彩票,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印刷业”。

汇丰筹办之初,在临时委员会名单里,其实是给怡和与旗昌保留了位置的。怡和直截了当地予以了回绝;旗昌虽然态度温和,但拒绝入股,不曾加入汇丰临时委员会。准备以全体领袖商人相号召的汇丰银行,实际上遭到了两家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领袖洋行的抵制。

  最早开始刊登洋行行名信息的是1854年《上海年鉴》,此后这一传统一直保持。对比1854和1856年《上海年鉴》的行名资料可发现,这一时期新增洋行共有41家。汇票代理、船舶、银行等传统行业不断发展。其中汇票代理商增加最多,新添5家,分别为丕吉(Baker,
T. J.)、恒吉(Hancock,H.)、公和(Hardy, T.W.)、渣敦(Jordan,
V.P.)及Mackenize,
W.(无中文名)。船舶航运业洋行也迅速增加,新增造船厂四家:Lamond, M. &
Co.(兼营船舶铁匠)、外虹口船厂(Potter, M. L.)、Rogers,
J.(兼营木匠)以及Trannack & Co.,另有一家Sutton,
H.为帆船制造。银行也逐渐增加,除此前的丽如银行外,汇隆银行(Commercial
Bank of India)和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也见于行名录记载了,另外新开一家仓储洋行Mackenize,
H.和一家评茶的洋行阿花威(Scholedield, C.)。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怡和、旗昌等大洋行兼营。战后,一批在伦敦注册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银行,虽然先后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蚀着这些洋行的业务领域,但国际汇兑业务仍然把持在有实力的怡和、旗昌和宝顺等大洋行手中。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洋行的把持,英国在华银行的汇兑业务并不曾顺利地开展起来。那时,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最有实力的丽如银行,其全部外汇生意还抵不上旗昌洋行的一个外汇柜台。怡和的实力则比旗昌更为强大。

千赢官网登录首页 ,  别发洋行、望益纸馆皆有吕宋白鸽票,一票洋六元,票以号为凭。头彩得洋一万六千元,其次递减。闻届时先设二大柜藏纸卷,一为号数,一为彩之多寡有无,令人分柜摸纸卷,同时并掣喝报以定赢输,得彩电线报信。从前寓沪西人亦有仿此法者,名发财票。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怡和就以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现金开展汇兑和贷款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的银行部门实际上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包括一般的商业汇款,连英国政府的汇款也由它经手。各国领事汇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还在用它的汇票,其他洋行和为数不多的外资银行没有一个能够与怡和分庭抗礼。

关键词:上海年鉴;名录;船舶;医生;汇票;印刷业;福利洋行;仓储;兼营;航运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行商人在中国以交叉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企业内部的资本关系,已经相当普遍。轮船码头、船舶修造、保险等领域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外国大型企业,大多由多家洋行联合出资创办。如旗昌轮船公司,除主办者旗昌洋行外,还包括上海著名的15家美、英及欧洲大陆洋行。由苏石兰担任主席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其主要创办人也包括与船运业关系密切的怡和及大英、德忌利士两家轮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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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洋行之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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