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和蔼业背后的狼狈,西魏慈详机构

  晚清人云“为善之道,无非分人以财”,即慈善事业无非是给予弱势群体财力支持而已。虽然此说未免狭隘,但凸显了财富对慈善事业的重要性。若无财富保障,慈善事业则如无源之水,根本无从开展。募捐是慈善事业重要的经济来源,“捐”应指自愿捐赠,但清代的慈善募捐在执行过程中却普遍带有强制性,可称作“强捐”。

  清代慈善活动比较发达,其慈善救助涉及慈幼、养老、济困、救残、助学、助葬等方面。当时慈善机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完全由政府开办,如养济院;另一类由民间力量主导,包括育婴堂、普济堂、综合性善堂、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和宗族义庄等。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其监督机制颇具特色。
  养济院被完全纳入政府的监察体系   随着对全国统治的确立,清政府逐步恢复和发展了明朝的养济院制度,在各州县设立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州县地方官对养济院负全面责任,从接收孤贫、发放口粮到日常事务,均由其管理。日常口粮是养济院最主要的开支,经费全部由政府拨付。因此,养济院的慈善活动被完全纳入政府的监察体系。
  对养济院救济活动的监督,由州县官的上级府、道、督抚以及户部来执行。《大清会典》规定,州县地方官需要将养济院的实在人数按顺序编号,由知府转送上司稽察,有关裁革、病故、顶补、新收等事项,也要随时申明。每到年终,还要将发放给孤贫的口粮、布匹等造册登记。道员、知府每年查勘公事之时,即带原送册籍赴养济院点验。如房屋完整、孤贫在院、并无冒滥,出具印结,年底造四柱册(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申报总督、巡抚,加印后送交户部。另外,还有专职监察人员——御史对养济院的救助活动进行监督。
  对救助违规行为的惩戒规定有:如果管理不到位,”房屋坍塌,孤贫不尽在院,或年貌不符冒给者,该管官照违例支给例,降一级调用””若纵胥役及令为首之孤贫代领,以致侵蚀,该管官照纵役犯赃例,革职”;若符合条件而地方官不收养,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克减,以监守自盗论;上级官员如果包庇,同样要加以惩处。吏治状况对官方救济活动的监管具有决定作用。从乾隆中期愈演愈烈的吏治腐败直接影响到养济院的监管,相关规定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民间慈善机构实现财务公开   清中期以后,财政日趋匮乏,政府已很难再为慈善活动支出足额经费。慈善机构的重心逐渐由政府向民间转移。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下,民间的各种慈善活动得到较快发展。
  在民间慈善机构初创时期,主要实行管理和监督合一的轮值制,由数人分月轮值,彼此互相监督。如高邮州育婴堂设立之初,”每年十二人为会首,每月轮一人……当众交代下月会首接管。”另外工商领域的各个行业成立公所,开展善举,也是在同业人员内部推选董事,轮流对救济活动进行监管。如苏州面业公所的董事们就称因各自”经营生业,势难常驻公所”,于是决定将”一切事宜”轮流经营。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善堂规模的扩大,多数慈善机构改行董事负责制。其管理者分为决策监督者和执行者两部分,前者负责决定机构的重大事项,监督慈善活动的开展,一般不领薪水;而执行者则常住在堂,支领薪水。
  慈善活动是捐助者的自愿行为,取得其信任尤其重要。为取信于人,慈善机构需将收支账目张榜公布,如南汇县清节堂”每届年终,将收支各数、专款逐细造册报销,列榜张示,仍俟费裕,刊录分送,用昭征信”。以后则逐渐发展为刊刻征信录,其内容多为财务收支状况,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表示经办人涓滴归公,以昭众信。主事人一般会借此机会将新旧规章条文、慈善组织创立缘起和沿革,倡办者功绩、历届负责人姓名,以及呈准注册之财产文契、立案之禀稿、官府的告示等汇集成册,一并付印。当时征信录对财务收支状况的记载比较简单,现在能够看到的规模较大的救助组织征信录,多数只记载每年的收支总数,但财务公开无疑是慈善管理进步的标志。
  清代民办慈善机构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监督。除了主动将征信录送交官府”核阅”外,由于一些善堂接受了官府的财物支持,政府要求”其动用官发生息银及存公银者,均每岁报部覆销”。如果民办善堂遇到问题不能靠内部力量解决,也要借助官府之力。
  晚清报刊兴起,形成舆论,也具有监督慈善活动的职能。如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指出,上海的同仁、辅元等各善堂,”迩来坛夫埋葬,每每土坎不肯掘深,棺木入土未及一半,即以挖起半棺之泥浮覆棺面。日炙雨淋,几如未葬。”同仁堂随后也在报上登文,进行解释。《申报》的另一篇文章对善堂管理者依靠政府谋取私利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好嬉董事,借前人之遗规,求官宪之告示……仗官宪余威,勒派于妓馆烟间,而妓馆烟间,自知所作所为,尽干例禁,不敢不遵告示书捐。既书捐数,即行催缴全清,否则不堪其扰。捐项缴齐,各董分用。取之于妓馆烟间者,依然用之于妓馆烟间矣。至贫人之求医药者,则应之曰:无资延买;求棺木者,则应之曰:无力购办;求热粥与棉衣者,则应之曰:实无银洋置备米与布也。”
  监督机制带有农业社会的特点   清代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按照血缘关系成立的义庄,其监督机制即带有农业社会的特点。义庄是清代宗族内的主要慈善设施,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拥有义田、庄屋、墓祭地、宗祠等,多由族中富人捐出。组织机构一般以庄正为首,下设庄副一二人来经理庄务。庄正多由建庄者后裔中明达者为之,也有宗族不论出身,只任贤能,如常熟王氏怀义堂规定:”经营义庄,择诚实有才者一正二副,或本族,或异姓。”
  建庄者及其后裔有权对管理者进行约束与监督。如王氏怀义堂,其庄正、庄副由怀义堂建庄者后裔请定,庄正遵循义庄规条经理庄务,建庄者后裔”随时稽查”。此外,宗族内所有人均有监督之权。义庄对其款项出入有详细账册,如苏州彭氏义庄”庄田条漕、公用春秋享祭及支发钱米零星杂用,俱立册簿,分别四柱,月终核结一次,岁终复总结一年出入之数,立一总簿,并录副本,一存庄内,一悬之公所,可备族中公同看阅”。为避免纠纷,宗族中人均不得与义庄发生经济往来。上海曾氏义庄规定:”本庄永不准在外赊欠货物、借贷银钱,并不得典卖抵押族人田屋。族人不得佃种庄田、借住庄屋,庄中一切器皿杂物及船只田车等类,悉数详记簿册,不准借出。”
  总体上看,清代对民办慈善机构的监督最有特色,带有较强的近代色彩。其监督覆盖了筹集善款、经费管理、实施救助等各个环节。通过监督,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取得信任,这使民间慈善活动在晚清获得了较快发展。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方面,政府的介入使其容易受到当时吏治腐败的影响;另一方面,受物质条件制约,财务监督尚不是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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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募捐是慈善事业重要的经济来源,“捐”应指自愿捐赠,但清代的慈善募捐在执行过程中却普遍带有强制性,可称作“强捐”。雍正帝曾言,社仓由“民间自行积贮,以百姓之资粮,济百姓之缓急”,“各社自为经管登记”,官府只有“稽查之责”,“不得侵其出纳之权”,即社仓由民间自行办理,带有慈善机构性质。1879),苏州知府强令肉铺缴纳“猪捐”接济育婴堂,肉铺各商以“业微力艰”为由求免,乃至“转辗抗违,累年涉讼”,官府遂将“首事抗捐之人发县管押,久而不释”,最终迫使肉铺各商户彻底就范。江苏如皋以“契税带捐”之法筹集育婴经费,官府征收田房契税时,按田房价格附带征收捐纳,“银一两带收钱十文”。

  雍正时期,社仓建设过程中也存在强捐现象。雍正帝曾言,社仓由“民间自行积贮,以百姓之资粮,济百姓之缓急”,“各社自为经管登记”,官府只有“稽查之责”,“不得侵其出纳之权”,即社仓由民间自行办理,带有慈善机构性质。实际上,各地推行社仓时,多采取随赋带捐之法。例如,两湖规定:正赋一两,加收社谷一石。这种随赋带收、明定数额的捐输,显然属于强捐。雍正帝曾对此有所警觉,数次谕令不得勒派谷本。但是,为促进社仓建设,其态度摇摆不定。雍正三年,江苏巡抚张楷奏称,拟每亩“随漕捐输”社谷二合。雍正帝朱批:“在你权巧化导为之,不可强民。”虽然“不可强民”,但“随漕捐输”的事实却让“强制性”不言自明。

  嘉庆、道光以降,随着政府财政状况日渐窘迫,强捐问题再度突出。嘉庆年间,江苏省兴化知县知会盐务官员,“饬总商鲍崇城于普济、育婴两堂,各捐银一千两”。江南有些地区强令绅富轮流担任善堂董事,由其弥补资金缺口。更有甚者,官府还针对不愿纳捐者制定惩罚式措施,迫其就范。道光十四年(1834),两江总督陶澍劝捐丰备义仓,将不肯捐助者称作“悭吝之徒”,抗捐者则属“匪徒”,交官府查办。道光末年,浙江巡抚吴文镕规定,对拒绝捐赈者将予以惩罚,由官府制作“为富不仁”四字匾额,置于其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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