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的人口,中国人不爱生孩子了

而同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相对富裕地区如广东和福建,论奢侈程度领跑全国,人口也最稠密,人地矛盾最为突出,所以节育意识非常之强。当时的福建地区已经出现了自觉节育现象,一家最多只养三个孩子,从第四个孩子开始,后面的悉数杀掉,因为没有多余的财产和田地给他们。湖北、湖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民生子,计产授口,有余则杀之。”

除了大量引入汉文学外,日本本土的文学创作也蔚为大观。书籍在江户时代开始朝向大众化、简便化、通俗化与娱乐化发展。当时比较特别的书类还有给农人看的农业技术书籍以及给女性看的“女书”(衣装、化妆、料理、出产、育儿、等与女性生活相关的实用性书籍)。同时,也出现了蔦屋重三郎这样的出版业巨头。1893年,他的蔦屋出版新书三十种。

三个样本,三个时期,各有各的理由,归根到底不过是两个字——经济。穷到生不起孩子,和不愿意为了孩子降低生活质量,都是出于经济的考虑。蛮族勇士常说经济即人心,预期看空,连自己都既丧且佛,何苦再多带一条生命来这无聊的世界。不过也要问,穷到不想生是自己不努力吗?努力而未必有成果,乃至大概率没有成果,人生真是大写的丧。

收入提高的结果是生育意愿降低。这是江户时代人口一直保持稳定的原因。江户时代,农村的生育率都只比死亡率高一点,而在一些城市,如高山市,生育率比死亡率要低,因此幕府初期禁止人口流动的政策限制到中后期形同虚设。江户时代的人口大致是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缓慢增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形态。城市生育率低部分是因为人口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地方可以达到1.76,部分是因为城市中的家庭结构逐渐变成了“核心家庭”制,另一部分是因为城市中“町人文化”使然。在江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玩乐精神非常盛行。吉原作为江户唯一的花街柳巷,生意异常之火爆,甚至有专为吉原制作的类似指南书和小报一类的地图“吉原祥图”。前面提到的蔦屋重三郎就是靠吉原详图发家的。江户的玩乐精神已成强势文化,难以磨灭。1787年,松平定信出任老中,组建新幕阁。因为前两年的大饥荒,他一反前任的重商主义政策,重农抑商,发布“节俭令”,同时宣布宵禁和色情出版物禁令。山东京传创作的三本洒落本在市场上颇受欢迎,1791年,蔦屋冒险重印了这三部作品,被罚抄没半数家当。但到了1793年松平定信的“宽政改革”结束时,蔦屋的生意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出版物数量不降反增。

三是预期寿命延长, 18 世纪 80
年代天明大饥荒年间,和歌山地方粮食连年歉收,男女平均余命也超过了四十岁,而一些地方,比如
1782 年到 1787
年的西方村,女性平均余命达到了七十五岁。同时期的欧洲,平均余命是三十五至四十岁。较长的预期寿命往往意味着较低的生育意愿,人们宁愿领养,也不愿意去赌出生率的概率,万一妊娠五次均顺理生育,孩子还都活到了成年,岂不是亏死?

因为幕府的“大米体制”到村一级实行村给制,就是由村委会按照人口多少,土地多少将税额分配给各家各户,所以不识字在谈判过程中要吃亏,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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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农村教育也同样受到欢迎。农村的教育形式是被称作“儿童组”或“青年组”。“孩子满7岁可以进入‘儿童组’,满15岁可以进入‘青年组’。要内容是道德教育,农业常识与技能的学习,唱歌与跳舞等。“乙竹岩造推测,幕末时期江户府内平民子弟的入学率达到86%;广冈亮藏推测,京都府北桑田县等偏远地区男子的入学率达到56%,女子的入学率达到15%。”

号外,号外,中国人不爱生孩子了。砍省和江苏自不必说,连生育意愿曾经高居全国前列的山东省都“沦陷”了,潍坊上半年的二胎出生率几乎是一胎的两倍。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不再喜提 baby
,是加班掏空了身体,还是房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研究一下历史上的自觉限制生育行为,或许能有所启发。自觉限制生育,包括杀婴、弃婴、控制子女数量、过继等行为,在某些区域的某些时期内曾广泛出现。

从村上家的“差出账”记录(该记录详尽地记载着从日本宽政五年到文化四年之间,村上家所经营的贸易品目和数量)来看,日本从中国输入的货品主要是糖、蚕丝、土布、药材、染料、油漆、铅锌、书籍、纸张等,而输出的是铜、海带、海参、鲍鱼等(铜因幕府的“重商主义”政策一度被禁止出口)。

说到底还是因为穷。当时的关东曾经“民众久困,连年流离……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本来就贫穷的民众们,遇到灾年,则“罢夫赢老易子而齩其骨”,养活孩子根本不是可选项。最惨的是东汉末,因为国库空虚,根本等不到孩子成人再收口钱,一个孩子刚一降世就欠了一笔税,导致“民多不举子”。不举子,就是不养活孩子,其结果之一是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此外汉代还保有旧俗,出生于五月、七月或与父亲同月的孩子不能留,因此死去的也有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经济变得越发繁荣,逐渐惠及村落,使普通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以冈山县为例,幕府初期,冈山县的普通人只能从来村中的小贩那里买到商品。1655年,县政府禁止行商出入村落,后于1666年改为发放商品执照,只有十一种商品可以买卖。这是因为幕府初期“兵农分离”政策导致的神经紧张。武士不能随便前往乡村,商人们也只能通过在村中的代理进行买卖。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村子里已经有了商店,不仅卖日常生活用品,也卖丧葬用品和肥料农具。

美国学者韩利认为这主要跟几个原因有关:一是人口膨胀后,地少人多,地主们发现由自己承担大笔田赋很不划算,不如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种,自己收取租金,将田赋转移出去来得划算,使得佃农家庭逐渐增多。佃农家庭是不愿多生育的,多一个孩子就多一笔花费,应付租金和田赋的压力就会增加一分,好不容易从流民或贫农阶层脱离,有了恒产,谁也不想冒失去现有生活的风险。

宽政五年(1793),即乾隆五十八年的11月23日,一艘“南京王开泰商船”从浙江乍浦港糖船湾(石化陈山原油码头至观山湾一带)出发,前往日本长崎。随船带有六十七种汉文图书。据当时在长崎从事商业贸易的村上家的一本名为“差出账”的文书记载,其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函”。该船于12月9日(十一月初六日)到达长崎。这是红楼梦第一次传入日本。

同时在富裕家庭也出现了杀婴现象,宋代文人玩得很嗨人所共知,老了老了,又育有子女,多半是要杀掉的,自己疼爱孩子也无计可施,因为其他子女怕孩子长大分家产,家产分配份数太多,会削弱家族在地方社会中的竞争优势,多半是不愿的。而有这样“自私”的大家族存在的地区,杀婴之风往往极盛,因为分配上极端不合理,家族又需要大量童仆和侍者,只好买卖人口。

登高能赋今谁是,海内文章落布衣。

二是幕府也不希望田地被瓜分和稀释,这增加了治理成本,所以幕府规定一户的田地,继承者只能有一人。如果子女数量不多,还可以让其他孩子进城做学徒,谋一份生计,如果子女数量太多,就意味着总有人要饿死。

——梁田蜕岩

第一个样本,不妨放在汉代。汉承秦制,贵族社会可以不分家,取嫡长子继承制,但中下层则几乎无一例外是分家析产制。一家有兄弟姐妹几人,娶的娶、嫁的嫁,各立门户去,开垦荒田、各自多生,才能保证田赋、算赋和口钱尽可能多地收上来。

德川幕府建立时,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战国时代下尅上的乱局,将日本分为276藩,每藩藩主必须隔一年来江户住一年,其家人必须长留江户作为人质,称为“参觐交代”制。同时,每藩藩主及其家臣的收入,来自其封地的大米产量,从一万石到二百六十万石不等。这些收入一半归幕府所有,相当于国税,一半归地方所有,相当于地税。这是建立在严格土地测量和人口普查之上的制度设计,其本意是使农民无力反抗,同时大名无多余钱粮下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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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因为幕府初期人口从1800万增加至2600万的短暂人口膨胀——这是战乱后必然到来的婴儿潮,农村一度地少人多,因此在幕府的检地过后,地主们发现与其占有很多土地,承担如此之重的税负,雇人来耕种,还不如将土地租给佃农,因此佃农数量猛增,直涨到占农业人口的40%左右。在佃农阶层和贫农阶层,计划生育成为潮流。农户们不仅会减少生育,还会杀婴和堕胎,即使幕府颁布“堕胎间引”(堕胎禁令)也没能扭转此一局面。而上层农户也开始这么做,各阶层共同的目标是尽量保证在每一代中只有一对夫妇。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规避可能的风险和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幕府的政策也不鼓励大家拥有庞大的家庭,因为这会使本应收取的税赋被农户消耗掉,因此幕府的土地继承政策是不允许将土地分给数个继承人。处于多种考虑,核心家庭结构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领养、入赘制度也变得习以为常。1793年左右,冈山县藤户村,53%的家庭领养过孩子。一代只有一个孩子在经济上还有一个好处,孩子的父母可以通过调整孩子结婚的时间或者干脆不让他(她)结婚,另外领养一个女孩(或男孩)来调整家庭支出。比如1782年,天明大饥荒前夕,西方村的20到24岁的女性,已婚的占50%,到1796年,经过饥荒的打击,同样年龄组的已婚比例降低到25%。同时,生育率降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寿命延长。18世纪80年代天明大饥荒年间,和歌山地方粮食连年歉收,男女平均余命也超过了四十岁,可以推测粮食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数据会延长,而一些地方,比如1782年到1787年的西方村,女性平均余命达到了七十五岁。同时期的欧洲,平均余命是三十五至四十岁。

文:喪無 / 编辑:红先森 /
*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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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出账”上有特别标注《红楼梦》为“右見用として唐方へ”,“唐方”指“唐通事”,用以称呼当时的翻译及随船人员。而成为“唐方”所需要进行的语言学习的教材,多是中国舶来的长篇小说。江户时代,对小说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除了用于语言教学外,更多的是供买卖阅读。《剪灯新话》、《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三言”、“二拍”和《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以及《照世杯》、《西湖佳话》、《十二楼》和《平妖传》等作品先后传到了日本。同时出现了专门翻译中国小说的翻译家,比如翻译《水浒传》的冈岛冠山(公元1674—1728年)。也有一些作家从中国小说中找到灵感或以其为蓝本创作“移植本”(翻案小说),如建部续足(公元1719—1774年)的《本朝水浒传》、山东京传(公元1761—1861年)的《忠臣水浒传》等。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小说中兼具仁、义、礼、智、忠、信、孝、悌等封建道德的八犬士诞生时,随身有一颗灵珠的梗,很可能是受到了《红楼梦》的启发。日本学者细川晴子在她的《马琴与红楼梦》中指出:天保七年,曲亭马琴为了写人情小说《此花新书》从伊势松阪的友人小津桂窗那里借得《红楼梦》。天保十年,他构思的另一部作品《宿世结弥生雏草》,很明显是得到神瑛侍者(贾宝玉)和绛珠草(林黛玉)投胎转世姻缘说的启示。曲亭马琴在《朝夷巡岛记》的书评《犬夷评判记》中还以《红楼梦》第一回五言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为画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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